2013杜明建-加拿大多伦多大学

他们，我们

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”这就是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。我两个月暑期几乎全部用以完成海外暑期教育项目。我去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，在professor Alan Davidson 的实验室做有关 phage infection 的实验。带我的学长是一位五年级的 PHD student Joe，我的暑期项目的课题是从他的课题中分出的一个小课题，最后的实验结果还算理想，找到了两个新的相互作用的蛋白。

最初的一个星期是我跟着 Joe 学习跟课题相关的实验技术。虽然是新的研究领域，但基本的实验技术大同小异，只要基础知识扎实，很快就能掌握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我闷着头自己做，不闻不问，遇到好的结果就给 Joe show 一下。但 Joe 好像很热情，每天都会主动地跟我交流， “can we have a talk after lunch?”，“can we have a chat after this experiment?”，“Is there any problems with your experiment?”。Joe 从来都是很主动的，也许这是他们养成的习惯，而是我们缺少的。每每谈到新的想法时，Joe 会显得很激动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叫 very excited，而我却显得异常淡定。是东西方人性格的差异，还是我们缺少他们那种做 scientific research 的激情，who knows?
最大的区别在他们和我们之间，在我看来，是思考的能力，或者说 logical reasoning的能力。当我和 Joe 讨论实验结果的时候，他总是尝试着找出问题的所在，用已知的实验现象得出结论。 Joe 常常会要求我做各种各样的对照试验，有些在我看来甚是多余，后来想想，more controls，more knowledge。除此之外，Joe 常常能根据实验结果提出新奇的想法，大胆的猜测可能的作用机理，并立即用实验验证，这是我所不能及的。我们几乎不能有很creative 的想法，更不用说立即行动这一方面。至少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与他们有很大不同，是差距？
我跟教授 Alan 教授交流的机会很少，他平时很忙。我们有两次 talk，一次是刚去实验室的时候，我们讨论了我要做的课题，另一次是我离开的最后一天，教授 Alan 评价了我的实验训练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，“You did a good job which may be tedious and which Joe may not willing to do.”。我这才突然意识到我每天要点很多 phage infection的板，仔细想想是有点乏味，但好像又不是，因为我比较幸运的发现了另外两个相互作用的蛋白，这可能就是教授评价为 good job 的原因吧。有时候，做某些实验可能需要大量的重复，会很枯燥，但在一遍一遍做的过程中，会不断地熟悉实验，偶尔还可能来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。论实验条件，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我们好。论实验技术，我们不比他们差多少，甚至还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，就拿简单的提质粒来说，我提出来质粒的浓度可以 double 我学长提出来质粒的浓度。论实验时间，他们是早 9 晚 5，周末休息，而我们每天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，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全在实验室。而论结果呢？他们常常能做出一些优秀的成果，不过我们有时也能 follow 出一些优秀的成果。

除了科研之外，我还体验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。他们的贫富差距小，穷人也可以过上好生活。另外，多伦多不像北京这样，至少有蓝色的晴朗的天空。